邹春海正在检查车辆轮对

　　蔡俊杰/文 侯西友/图
　　七月的日头像团烧红的铁，悬在作业场上空。南京东车辆段南京东运用车间的邹春海师傅蹲在25001次货物列车旁，亮黄色工装后背洇出深色的盐渍，防护帽檐下的皱纹里还挂着汗珠，顺着眼角那道像车钩咬痕般的褶子往下淌。
　　“老邹，来喝口绿豆汤！”车间党支部书记孙庆拎着一壶绿豆汤从待检室走过来，壶嘴沿儿沾着半圈茶渍——这是他大清早在厨房专门熬的。邹春海没回头，戴着手套的手正捏着检车锤，沿着车轮踏面一下下敲。“不碍事儿，我先把手头活干完，这节车闸瓦有点薄了，待会儿换掉。”他的声音混着蝉鸣，带着点沙哑，像老钢轨因天热膨胀摩擦的动静。
　　邹春海的脸是一本活的作业规章手册。额头那片晒斑最深，形状像极了编组站的股道图——那是三十几年前刚入行时，蹲在露天货场看列车编组，晒脱了几层皮留下的印记。眼角的皱纹里藏着更多故事：最中间那道，是去年冬天在零下十摄氏度的站台，爬车底检查制动管时被铁丝划的；右边那道浅些，是前年雨季排查漏雨棚车，雨水顺着帽檐灌进衣领，凉得打激灵时皱的。此刻，他鼻尖沁着细汗，嘴唇抿成一条线，这是专注时的老习惯——年轻时师傅说检车要“眼到、手到、心到”，他便把这句话刻进了每个动作里。
　　“叮——”检车锤敲在轮辋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邹师傅眯起眼，凑近看轮缘厚度，锤头抵着轮缘，这是他判断轮对状态的土办法。“小杨，你看这道磨痕。”他用锤头尖儿轻点车轮内侧，“像不像月牙？这是长期重载导致的偏磨，得记下来让后续检修调平衡。”小杨是邹春海的徒弟，名叫杨旭。他凑过去，见那道磨痕细如发丝，若不是凑近了根本瞧不见。邹春海的手抚过磨痕，指腹的老茧蹭得车轮微微发响——这双手检过八万多辆车，修过两千多个故障，换过近五千个闸瓦，掌心的裂纹深的地方能嵌进铁屑，指甲缝里永远藏着洗不净的机油黑。
　　“老邹，您再有几个月就退休了，这趟车让小杨他们检查吧？”工长刘坤拎着矿泉水走过来，帽檐下的汗一滴一滴落下来。邹春海直起腰，后腰“咔”地响了一声，这是老毛病了，可他摆摆手：“我熟悉这列车的脾气，它拉的是化肥，车厢地板容易锈蚀，我得看看有没有开焊。”说着便猫腰钻进车底，安全帽碰在木地板上“咚咚”响。
　　车底下光线暗，邹春海打开强光手电，光束扫过制动缸的每个螺丝。汗水顺着下巴滴在钢板上，“滋啦”一声就没了影。他摸到一颗螺丝有些松，取出随身携带的力矩扳手，慢慢加力。“咔嗒”一声，刚好达到标准值。这时他才直起腰，扶着腰慢慢站起来，额头的汗顺着鬓角流进衣领，后背的工装已能拧出水。
　　“师傅，您图个啥呀？”小杨递过毛巾，“马上退休了，何苦跟自己较劲？”邹春海擦了把脸，毛巾上的水混着汗，在他脸上冲出两道白印。他望着远处的编组场，夕阳把钢轨染成了金红色，像撒了把碎金子。“我刚上班那会儿，师傅跟我说，检车员是给火车‘把脉’的，脉把不准，车就跑不稳。”他顿了顿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检车锤上的刻痕——那是他入行那年师傅刻的“中国铁路路徽”，“这三十年，我检过的车没出过一起事故。就说去年冬天，我检出一节罐车阀门有裂纹，要不及时换，如果拉的是汽油……”他没说完，小杨却懂了，那些潜在的危险，都被这
　　把磨得发亮的检车锤挡在了门外。
　　夕阳西沉时，25001次货列缓缓进入编组驼峰，汽笛长鸣。邹春海站在报到处，望着列车消失在夕阳余晖与长江相接的暮色里，工装口袋里的检车记录本被汗水浸得发皱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当天的检查数据。小杨走过来，手里捧着个红布包：“师傅，这是我们几个徒弟凑钱买的，您退休了……”邹师傅打开一看，是个新的检车锤，手柄上刻着“传薪”二字。他笑了，眼角的皱纹也更深了，像绽放的菊花：“我这把老骨头，别的不会，就会敲敲锤子、看看轮对。只要火车还在跑，这锤子就不能歇。”
　　晚风掀起他的工装衣角，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背心。这样一个人，用三十年光阴，把“责任”二字刻进了每一寸铁轨，把“坚守”二字融进了每一滴汗水。他即将离开岗位，但那把刻着“安全”的检车锤，会跟着徒弟们继续敲下去；他脸上的皱纹，会变成铁路人精神的年轮，在每一列驶过的火车上，留下温暖的印记。
　　夏日的蝉鸣还在继续，而邹春海师傅的故事，才刚刚翻到新的一页。